从我第1次踏出国门，至今已20个春秋。京都校园的风光、中南海的朝霞、哈佛研究室的灯光、华尔街的风云、神州大地的变迁，使我更加深了自己的信念：吸收当今世界最新科技成果、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一 东渡日本
1980年10月，我赴日本留学，当初定为研究日本语言文学。亲眼目睹经济奇迹在日本的实现，我深思了很久：中国的人文科学辉煌灿烂几千年，自然科学赶超世界，航天航空等尖端技术更是日本所望尘莫及。但是，中国的经济为何如此落后，其关键在于中国缺乏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于是，我下决心改学经济学。
我立志要学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经济学。这即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凯恩斯的西方经济学。日本经济学者和决策官僚并未照搬西方经济学,而是借鉴现代经济理论中有用部分，从日本的国情和现实出发，努力追求其实用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计算机等现代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日本经济结构和变化规律进行实证分析，在指导政府经济决策中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官厅经济学”。官厅经济学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理论保证。
开始，我通过晚上教中文解决留学费用。为了能专心学习，我申请了日本政府奖学金。经教授们不懈努力，尤其是校长带着教授会致文部大臣的“该生取得了超过日本学生的研究成果”的推荐函，亲赴日本文部省。文部省终于修改规则，使我破例成了第1位在日本国内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京都大学河上肇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曾使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如今这门讲座已传到了经济学院院长池上淳教授，他担任了我的导师。西方经济学著名学者、经济学院前任院长山田浩之教授，计量经济学权威佐和隆光教授担任了我的副导师。作为经济学说史，我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经典学说。但我重点研究现代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专攻日本官厅经济学。日本官厅经济学创始人、前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给予了我热情帮助。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长马场正雄教授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经济企画厅研究所长，是日本官厅经济学代表学者。他对我的影响甚大，使我有机会研究和掌握日本政府制定经济规划，决定经济政策的大量文件资料、分析模型、计算软件等。我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开发软件，研究成果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多家日本报纸、电视加以报道。我还应邀参加中曾根首相在日本总理府举行的晚宴。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时，亲切接见了我，并对我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人民日报》的多篇报道，传来了祖国热情的鼓励和殷切的期待。留学期间，我应邀回国，在各地讲学。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我谢绝了京都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等职位，1986年4月，回到了北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中央经济决策的咨询研究。
二 阳光灿烂的日子
11届3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们的总设计师揭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伟蓝图。中南海红墙环绕，绿荫叠翠，鲜红的紫光阁像一团火焰，把大院映得格外鲜艳。上下一心、团结奋斗，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80年代，张风波博士（中）在中南海紫光阁
热情的期待、崇高的使命感激励着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创建中国式的官厅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我借鉴日本官厅经济学的理论，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因素的相互内在关系、变化特点和发展规律，总结、归纳成指导中国经济决策的理论体系，并继续开发计算程序，完善分析方法。我的研究报告首先作为机关内部文件印发，中国经济历史、结构、财政、金融、物价、消费、农业、外贸、投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一连出了十几期。应大家的要求，我在中心开办了讲座。许多年青学者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与我共同进行研究。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了跨越各组的超大型组“中国宏观经济组”。由我任组长，马洪、孙尚清、马宾、吴敬琏为顾问，成员由各组自发报名者中选出的17名骨干组成。老顾问薛暮桥等也常与我长谈，对我的研究给于鼓励。我始终强调：投入人力、财力进行的研究能否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果是检验经济研究成果的标准，绝不做毫无价值的高谈阔论。于是，我对大家约法三章：不反右，不反左，集中精力研究经济；不争“姓社姓资”，争分夺秒搞四化；严谨学风，虽借鉴大量国外研究成果，但一定要透彻理解，用中国的实例加以论证，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在研究成果中不得照抄国外实例，不得出现费解的新名词、新概念。
1985年，我应邀回国，向中央有关部门干部、学者讲学，在回答一位听众提问时，第1次提出以上主张，曾激起台下一片掌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听众是原工业部副部长、当时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宾。
计算机热、经济分析热不仅在国务院机关大院涣然兴起，中央有关部门的干部、学者们也纷纷赶来参加。我还应聘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等开课讲学。我的研究成果很快被《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刊物和有关报纸相继转载。我完成了100多篇论文和报告，在国内外出版了十部著作。其中，最权威的人民出版社不到半年就加急出版了我的两部专著《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中国交通经济分析》。
中国学术界终于认识到：现代经济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结晶，并赋于其“软科学”之名。经学术界专家审议，我主持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被列入“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我主持的“国民经济系统研究”课题也被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
我到各地调查，撰写了一批调研报告，同时，还必须解决国民经济中出现的突发问题。我将日本经济企画厅分析报告的一些分析方法用于中国国民经济形势和对策的分析中，撰写定期经济形势报告。在马洪主任的主持下，我在国务院发展中心介绍了日本“经济白皮书”的结构和分析方法。不久，中心将编写中国经济白皮书列入了工作计划。
物价是争议最激烈的问题。一部分人主张放开物价，用高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我则致力于用价格理论和计量经济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物价的基本结构、变化规律、上涨原因、防止物价上涨的对策等进行分析，写了一批报告。我坚持慎重的立场，反对用行政方法放开价格。其中，少数也被公开发表：“我们必须掌握物价变化的客观经济规律，制定合理的物价政策，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尤其要深入地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掌握其变化规律，极其慎重地制定各项物价政策。否则，经济活动中会产生大量新的矛盾，得出与愿相违的结果。”（张风波“我国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分析”见国务院研究中心《管理世界》1987年第5期首篇）。“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政策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因而不能刺激我国经济的增长。”（张风波《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研究》P264）“运价改革还要同金融改革，货币政策相结合，否则在金融失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放开价格的话，将会导致物价猛涨。”（张风波《中国交通经济分析》P201）。我介绍了西方国家指导决策的价格理论、极其严格和完整的宏观管理体制和法规系统、专业化的管理人员、以及广大市民形成的消费观念和监管意识。不论美国、还是日本，稳定物价是维护政局安定的最重要经济课题，政府的调价方案均须经消费者团体、专家委员会的严格审议和议会的审批。为借鉴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团考察了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而由我执笔的考察报告却用了大部分篇幅论述了通货膨胀对北欧各国的危害及对策，作为红头文件印发。应邀在团中央作经济形势报告时，我再次强调了抑制物价上涨的必要性。离京赴美前夕，在首都举行的“物价与形势问题”研讨会也发表了我对放开物价的慎重观点，并以我的发言作为了研讨会的结束语：“就政府来说，引入市场机制后，对价格也不能撒手不管。其它国家也一样，如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物价政策，对几种基本价格管理很严，比如农产品价格连总理都无权审批，变动一次需经国会讨论通过。交通价格变动需经交通大臣提案，国会批准”（“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8日）。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部分专家学者持慎重态度，当时要求放开价格的建议和方案均被这一正统的中央咨询研究机构否定。
我主持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集体研究成果完稿，交付出版时，大家聚餐祝贺。我当即表示：“现已初战告捷，现代经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深入人心。该写的已写，该出的已出。再关在高楼深院里，就会被飞驰的时代列车所淘汰，我们必须不断地冲向世界科技前沿，加速知识更新。来日方长，大家再相聚时，会出更好的成果。再弄些钱，设个中国经济研究奖，重奖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中国经济、避免经济决策失误、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经济学家。”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向大家的临别之言。
三 走向世界
应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的邀请，1988年6月，我赴全美经济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进行客座研究。这里云集了世界一流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数不胜数。我参加了各种研究会、学术讨论。高深的理论探讨、深奥的数学论证，使我深感与日本的经济研究的不同风格。美国追求的是抽象的、学术上的理论探讨，（哈佛的学者也承认：与其说是他们在研究经济学，倒不如说是在研究数学。）每年产生大量的诺贝尔奖得主。日本则注重经济分析的实用性，不做没有具体价值的研究。日本虽然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在战败的废墟上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哈佛大学的权威学者也惊叹不已，写出了《日本第一》的名著。
一天，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阅报。“光明日报”1988年9月15日头版，一条醒目的标题吸引了我：“《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等10种图书，荣获1987年度‘中国图书奖’”。报道称：“这次获奖图书是从233家出版社推荐的233种优秀图书中精选出来的。全国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评选工作。”虽然我的著作名列榜首，获得了中国图书界最高大奖。然而身在他乡异国，我无法想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颁奖仪式的情景。
虽说来自国内的信息闭塞，部分喜讯还是传来：我主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集体执笔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分析》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后，第一版2万册被抢购一空，正赶印二版（后得知该书亦获下一年度“中国图书奖”）。我主编、中央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数百名学者参加研究，36名学者执笔的“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也获了奖。
我又收到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一书的日文版，由日本著名的有斐阁出版社出版，封底附有日本官厅经济学权威大来佐武郎的照片和他的评语：“中国经济分析的金字塔”。外文出版社送来了英文版译稿，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也寄来了台湾出版海外版的协议。我探索中国经济分析理论和方法、创建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尝试终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意想不到的事情竟在中国发生：被否定了的放开物价方案又死灰复燃 ，强行出台。“闯价格关”导致了全国性的抢购风和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百姓长期稳定的基本生活遭受破坏，经济动荡，中国最终未能避免被当今世界各国所验证的规律：通货膨胀成了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
四 柳暗花明
来美后，不仅在理论上使我大开眼界，更在国际金融中心这座大舞台上，迎来了开阔知识，施展身手的新机遇。
我利用在日美两地的优势，常给美国面向日本的杂志撰稿，一连发表了十几篇介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文章，吸引日本投资者。一股震惊世界的旋风终于刮起：日本大举进军美国房地产。在美国大地这块辽阔的舞台上，日本投资者凭借着雄厚的资本，演奏着一场宏大的时代乐章。尤其是花旗银行总部大厦、美国的象征洛克菲乐中心等也被日本投资者购买后，国际舆论惊呼：“美国的灵魂都被日本人买走了。”美国国民高呼“日本的经济实力比苏联的军事威胁还可怕。”
日本还抢美国的人才，每年日本大公司在美国举办人才招聘会。于是，我也准备了一份简历，前往面试，当场被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录取。我最终选择了在美国积极投资房地产的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公司-竹中工务店。在东京总部述职后，根据我的要求，我被派驻美国负责对美投资。从纽约的商业大厦、西部的豪华宾馆、到夏威夷的浏览胜地、中部的高尔夫球场，投资业务全面展开。日本投资美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业务。美国当时处于经济危机，各方面想方设法地从日本人那里诈一笔钱。掺假的、报虚的、买空卖空的无所不有。有事没事，找个茬就告你一下，三天两头地打官司。各种复杂的合资方式、公司结构涉及大量的法律问题。遇到麻烦事，日本人就躲到后面，把我推到前台去应付。财务上的分析、管理工作量更大。而我应用计算机进行经济分析的底子，用在这上面绰绰有余。
我的主要办公室设在竹中集团控股的纽约日本俱乐部大厦。日本俱乐部大厦是日本在海外最大的中心，会员由日本一流大公司组成，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驻美机构也设在此楼，被国际新闻界称为“日本的窗口和象征”。日本历届首相、美国政界要员及纽约州长、纽约市长等均到此访问、演讲，是日美各界名流交流的主要场所之一。我被选入三名委员组成的大厦管理委员会，兼任了委员会的秘书长和财务总监。我还担任了多项日本投资和日美合资项目的主管。
在公司里，一个要好的日本同事帮了我不少忙。他祖父是推动日本财政改革最著名的首相，他从小跟日本皇族一起长大，从上幼儿园起就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王同班。当时，经济萧条的美国各界没完没了地找上门来，向日本大富国要钱。纽约附近要建一座癌症研究中心，也找到了日本俱乐部。我这位同事这下可派上用场了。他就把这三笠宫亲王从日本接来纽约日本俱乐部大厦，开了个大宴会，让人瞧。纽约的日本人一听说亲王来了，带着家属亲眷蜂拥而至。不管这门票有多贵，都要挤进去瞅瞅这亲王是个啥模样。钱财滚滚而来，一下就筹齐捐款了。
1993年6月28日《财富》杂志公布了世界富豪的排名。我们公司的竹中总裁(Takenaka)与英国女皇,沙特阿拉伯国王等被选入世界十大富豪（比尔.盖茨名列12，李嘉诚名列16）。他和许多富豪一样，靠的是勤奋致富，勤俭持富。除对外业务交际所必需的排场外，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简朴。他来美坐飞机，挑的是经济舱，工作午餐就是一碗面条。从日本的皇宫、总理府、国立剧场、到美国的豪华大厦、游览城、高尔夫球场等，竹中集团建成了无数闻名于世的建筑。可是，我在东京总部工作，去见竹中总裁时才发现，他竟没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他和其他十几位董事合用一个大房间，每人仅有一张桌子和椅子。有事，就一个一个桌前谈。公司内用的信封上划成几十道栏，反复使用，用几十次后还不许仍掉。上班时实行严格的节电节水措施等。日本经济的奇迹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的竹中总裁（左2）与张风波博士在纽约日本俱乐部大厦
我代表日本财团投资美国商界，工作圈里没有中国人。但在日本俱乐部大厦，我接待了一批批中国代表团。提供楼宇为中国的电视台拍片。旅美学人最大的组织“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在希尔顿酒店成立时，在我的办公室进行的筹备工作。我经常应邀作关于中国投资的演讲。我也协助了竹中集团的对中国的业务，包括均由竹中集团主建的日本政府无偿援助中国的三大项目：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环保中心。
五 再杀回马枪
邓小平南巡后，各方面的朋友纷纷劝我再杀回去。我再也坐不住了，整理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修订稿，作为姐妹篇，我花更多的时间又准备了这些年经营管理的大量资料和亲身经验，想结合中国的实践，去完成《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论》。我与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通了电话，他热情地支持我的计划。我飞往东京，向竹中总部递交了辞呈。
1993年底，当我再次踏上神州大地时，眼前的景象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全民皆商，人人下海。过去一起搞研究的群体已散，国务院机关的许多老同事已南下深圳。别说那些当年的局长、处长们，就连过去开“桑塔纳”的司机兄弟们，现在都坐着奔驰500，买楼房、炒股票、前呼后应。想当年，在国务院机关这清水衙门召集各部委综合局长开会时，为了在我的课题经费里报销一顿盒饭，局长几次把部长搬出来说情。今非昔比，实令我大开眼界。大家都说：你还抱着老皇历，过去要点子，现在要票子。担任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的多年好友也说：我从美国请来的诺贝尔奖科学家还不如香港、台湾来的大款受欢迎。能带回国际大资本才被人瞧得起。
我只好在回美途经香港时，顺便面试了几家跨国公司，选定了在中国业务最积极的一家国际投资银行，担任了亚太总部总经济师和中国业务高级经理。于是，以香港为基地，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对中国的投资、融资业务。企业融资、项目贷款、飞机租赁、远洋货轮融资、房地产开发、公司上市等等，北上首都北京，南飞海南特区，业务开展得得心应手，局面一下打开。在每天紧张日程中，偶尔我也忍不住忙里偷闲，在北京参加一下经济政策会议，过过干瘾。我还被聘为国务院外专局在香港主办的“内地干部高级金融培训中心”的主讲，使我有机会向国内金融部门的主管门讲授现代现代化金融管理知识。（不过，有的学员却热衷于走捷径，寻求一堂课就能掌握的仅靠虚晃两下就可套回国际大资本的“空手道”，还有人却埋头推敲国务院、国家计委、外汇管理局等最新政府文件，切磋着打“擦边球”的技艺。）我常去逛书店，总想找一些分析中国经济的新书，令我失望的是，在经济类专柜里，琳琅满目的炒股票、投资房地产、发财至富的畅销书中，偶尔出现几本经济学书籍，也是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当我发现我10年前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分析》再版，摆上书架时，不禁一阵心酸。更令我痛心疾首的是：100年前外国人写的关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书仍然是中国大学经济学的主教材，我们的教科书无视西方国家科学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完善的政府计划管理机制和宏观调控机能以及极其严格的法规监管系统，仍用“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等简单古典模式来描绘当代西方经济。
此时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经济管理体系、金融调控机制、法规等尚未建立，由此培养的专业人才尚未司政。进入“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的中国就像一座大球场，在比赛规则还未建立，没有裁判和专业选手的情况下，观众们涌入场内，人人参赛。我代表外国银行在中国投入的大量资金，也成了一大批收不回的坏帐。仅我们银行在中国的一家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的融资就有数亿美元的坏帐，此事被国际大报作为头条消息报道。巨额外资流入中国，却成为坏帐，未能收回。作为中国人，似乎无所谓。但作为国际银行的投资经理，我却不得不自责。风云变幻，市场动荡，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前夕，我又作出了一个决断：撤！
六 迎击世界金融风暴
1996年初，我辞别香港，飞回纽约，重返华尔街。第二天，就去了当时世界最大规模的富士银行纽约总部面试，当场被录取,在华尔街主管对世界一流大型企业和项目的融资和投资。海阔天空，大显身手，各项业务全面展开。然而，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最终席卷了全球，一大批称雄世界的跨国公司也在劫难逃，相继倒闭，并波及到我主管的某些公司。其中，山一证券成为战后最大的倒产企业，震撼了世界。作为决定山一证券存亡的主银行，我们受到国际舆论的齐声责问：“富士银行为何对山一证券见死不救？”对此，我们只能保持沉默。而富士银行董事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复，却成了我们的挡箭牌：“尽管我行再三催促，山一证券却未能提交可信的再建计划，才导致这样的结局。”2年后，山一证券董事长和总裁因隐瞒财务实情，均被判1年半监禁。
金融风暴使得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日本独揽世界前十大银行，称雄国际金融的地位也开始崩溃。各大银行在日本政府巨资的支持下，加速了战略调整，而国际竞争的主战场集中在技术、人才和知识的更新换代。日本各银行中，实力雄厚、现代化程度最高、效益最好的日本兴业银行率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纽约总部为核心，淘汰原班人马和管理系统，在国际市场公开招揽人材，掌握和运用新引进的国际上最先进的金融管理系统。由于日本兴业银行多次邀请，盛情难却，1999年3月底，我加入了日本兴业银行。数月后，一个重大消息成了1999年8月20日《华尔街时报》等西方主要报纸的头条要闻，震撼了世界金融市场：日本兴业银行与富士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合并，组成世界最大的金融集团。
日新月异的经济信息社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的西方经济学难有用武之地，而成为伟大的历史里程碑供后人瞻仰。美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教科书每年更新换代，也无法赶上时代的列车。
金融是经济学的结晶，是政府调控国民经济最有效的的手段。美国金融当局关于利率的微乎其微的暗示会激起金融市场、经济社会滔天大浪；日本政府抓住机遇、干预市场，使日元一次小小的贬值，可创造出巨额的外贸收益。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的动脉，决定各企业生存，影响每个人生活。要达到规范企业行为，提高经营效益，引导每个消费者的目的，银行必须在现代经济、企业管理理论和金融法规指导下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系统。美国花旗银行、大通银行每年均投入20亿美元用于系统开发，新合并三家日本银行也将金融管理系统作为最重要课题，每年计划投入1500亿日元。金融业吸收、开发当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使华尔街比矽谷更吸引科技人材。在世界最大银行，开发和运用国际上最先进的金融管理系统成了我的主业务。
身在世界金融中心，十几年前，我和国务院研究中心同事们分手时的话不时在耳边回响。我不禁眺望太平洋彼岸那东方文明古国：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结出丰硕成果，经过经济调整和金融整顿，政府对经济的科学的宏观管理机制已开始形成，一代新型人材正逐步活跃在各条战线。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新型中国经济学--反映中国经济内在结构、运行机制、变化规律、发展趋势的理论体系，建立在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等科学技术上的分析方法也必将确立。我仿佛看见那沉睡了500年的东方雄狮，在经历了苏醒时的翻滚、痛苦的挣扎和惊天动地的咆哮，正跃身而起。
（1999年底于纽约）